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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良不“守良”
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 | 發布時間:2019-08-28

  守良不“守良”

  ——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、理事長高守良嚴重違紀違法案剖析

  高守良,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、理事長,曾任北京市糧食局副局長、北京市監事會工作辦公室專職監事、北京市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等職務。2018年8月,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審查調查;今年3月,被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,並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、提起公訴。衛世雄 攝

  爲一己私利,他將數億資産以期權投資的名義借給連年虧損的公司。

  爲獨攬大權,他經常說,“我說的話,你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”。

  爲對抗調查,他先後與16名涉案人員單獨見面,把受賄編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資的謊言……

  他就是高守良,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原黨委書記、理事長。

  提起高守良,北京市國資系統“無人不知,無人不曉”。1961年出生的他,從北京市西郊糧庫的普通職工幹起,在糧食系統工作多年,一路升遷,曾擔任北京市西郊糧庫黨委書記、總經理,北京市糧食局黨委副書記、紀委書記、副局長,北京市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等職務。1993年,年僅32歲的他走上副局級領導崗位;2013年,成爲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書記、理事長,大權在握。也就是從那時候起,高守良的人生開始大幅度偏離正軌。

  2018年8月,高守良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,接受北京市紀委監委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。

  經查,高守良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;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;違反組織紀律,違反議事規則和“三重一大”制度,不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;違反廉潔紀律,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,在分配、購買住房中侵犯國家、集體利益;違反群衆紀律,對待群衆態度惡劣、簡單粗暴;違反工作紀律,濫用職權,致使公共財産遭受重大損失;違反生活紀律,違反社會主義道德,追求低級趣味;違反國家法律法規。

  今年3月,高守良被開除黨籍、開除公職,並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、提起公訴。

  “做夢都沒想到,我會走到今天這一步。”面對審查調查人員,高守良泣不成聲。然而,做夢都沒想到的事,卻在現實中實實在在地發生了……

  欲望畸形,單筆受賄3000萬元——

  “掙幾百萬要擔風險,掙幾千萬也要擔風險。同樣是擔風險,那就掙個幾千萬吧”

  2017年冬的一個晚上,北京航天橋的一個公交車站旁,一名身著深色長款羽絨服、帽檐低垂的女子,正緊張地留意著駛過身旁的一輛輛汽車。不久,路邊停下一輛車,兩名男子從車上下來,開始用手機撥電話。隨即,這名女子的手機響了起來。雙方核對手機號後,確認身份無誤,兩名男子從後備廂取出3個行李箱,交給了這名女子。

  整整1000萬元現金,在夜色下完成交接。收錢的女子姓高,高守良的大女兒。正是在父親的一手安排下,她成了那個冬日夜晚醜陋交易的操盤手。

  這1000萬元只是高守良在某房地産項目中獲利的一小部分。該項目位于北京市西四環中路,由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和北京某公司共同開發建設。

  在項目籌劃階段,高守良就向中間人林某提出,要從這個項目中獲利5000萬元:“這個事,掙幾百萬要擔風險,掙幾千萬也要擔風險。同樣是擔風險,那就掙個幾千萬吧。”

  急于得到項目的該公司負責人唐某馬上答應了高守良的要求。很快,市供銷合作總社與該公司達成開發意向。但在簽署正式合作協議前,高守良提出要先支付給他第一筆錢——1000萬元人民幣,而且必須是現金。錢不到,協議便不簽。于是,便有了前面那一幕。

  在收到第一筆錢之後,高守良又要求對方以轉賬的方式,將3000萬元人民幣轉到由他實際控制的某公司。

  “在這個過程中,高守良將他對金錢的畸形欲望表露得淋漓盡致。”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,高守良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時,已是黨的十八大之後,可他依然不收斂、不收手,那筆3000萬元的轉賬就發生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兩天。

  “高守良涉案金額特別巨大,造成的損失特別嚴重,作案手法隱蔽,犯罪情節惡劣,案情複雜,涉案人數多,這些都說明高守良貪婪成性,甚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。”北京市紀委常委、市監委委員王向明告訴記者,在真金白銀面前,高守良無所不用其極,徹底淪爲金錢的奴隸。

  經調查,高守良涉嫌受賄近1.8億元人民幣(其中,1.1億元未遂),涉嫌貪汙164萬余元、巨額財産來源不明2000余萬元。

  “我內心深處認爲,共産黨人不是‘苦行僧’,不可能做到大公無私,不可能脫離低級趣味。”高守良這樣剖析自己墮落深淵的原因,“事事想回報,認爲自己從合作夥伴那裏拿些好處、占點便宜,他們也沒吃虧,自己很心安理得。”

  專橫跋扈,搞“一支筆”“一言堂”——

  “他說你對就對,說你錯你就錯了”

  專橫跋扈,是同事們對高守良的一致印象。

  “他說你對就對,說你錯你就錯了。”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工作人員說。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,高守良大搞“一支筆”“一言堂”,俨然把單位變成了自己的“獨立王國”。

  2014年8月,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第15次會議上,通過了“某公司重組項目用款及擔保”的議題,決定爲某公司提供4億元信用擔保。

  “這個項目是臨時上常務理事會的,我作爲班子成員,連這個公司的名稱都沒聽清楚,他直接就決定了,更別提科學論證、科學決策了。”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副書記表示。

  在此之前,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以期權投資的名義已累計借給該公司5000萬元。而在錢借出去不久,審計部門就發現,該公司連年虧損,連利息都已支付不起。

  高守良得知這一消息非常生氣,但當該公司負責人郜某某遞上一份500萬元股權承諾函後,一切都變了。高守良不顧市供銷合作總社常務理事會的反對,又向該公司追加投資1億多元,由市供銷合作總社投資管理中心爲該公司非公開發行4億元私募債券出具擔保函,並簽訂擔保協議。

  經鑒定,在該項目中,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共有4.6億多元最終無法收回。

  高守良擔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的這些年,由于其隨意決策、獨斷妄爲,總社負債率增長了9倍。截至2018年底,負債金額已達182.76億元。

  “企業投資必須符合規章制度的要求,比如,要上會研究、要風險評估、要事先審計,土地出讓必須要經過招拍挂……但是,這些在高守良那裏都不需要。”審查調查人員告訴記者,高守良甚至連下屬企業的運行執行情況都不讓監事會參與,人爲地把監事會弱化、虛化、邊緣化,導致供銷合作總社內部監事體系難以發揮實際作用。

  除了在常務理事會上搞“一言堂”,高守良對待下屬更是頤指氣使、盛氣淩人。

  “在工作中,只要是同事們的行爲稍不合高守良的心意,輕則訓斥、重則辱罵。”據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些幹部職工介紹,在高守良的批示中經常出現“廢物”“白癡”這樣的語言,有時他甚至連基本形象都不顧。

  “他經常喝酒,喝完酒就罵人。”這是高守良曾經的同事說得最多的一件事。在一次酒後,高守良半夜11點召集研究室全體人員開會,主要議題就是“罵人”。

  在高守良看來,“一把手就應該有點霸氣”,“辱罵幹部是對幹部的疼愛”。

  “我們跟他談話的過程中,他也經常說,他就是這個單位的家長,每個決定都是正確的,要求下屬們無條件地服從。”審查調查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,高守良作爲一把手,用自己扭曲的價值取向和歪曲的從政行爲,將市供銷合作總社的政治生態弄得汙濁不堪,既汙染了黨風政風,更敗壞了黨的形象。

  對抗調查,模擬現場反複演練——

  “你要是有急事的話,給我發個照片,我就給你回電話。否則,盡量不要聯系我”

  挖空心思斂財的後果,高守良心知肚明。他利用曾經擔任過3年紀委書記、曾參與上級紀委專案組工作的經曆,想盡一切辦法對抗組織審查調查。

  “他的反調查意識非常強,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,所有財産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。”審查調查人員介紹,在調查中,工作人員發現高守良實際控制了三家公司,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別是高守良的妻舅、外甥女和曾經的同事,他們要麽長年不在北京,要麽對經濟上的事一竅不通。讓人吃驚的是,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。

  “這些公司表面上看,跟我沒有直接關系。查出問題後也根本不會想到和我有關系。”高守良回憶起這些,仍自以爲高明。

  然而,得意的背後卻是惶惶不可終日。2017年底,北京市委巡視組進駐市供銷合作總社,高守良無法平靜了,開始精心構築攻守同盟。

  他不僅對女兒和妻子詳加叮囑,還把留在手上的證據材料交給女兒銷毀,甚至切斷了父女之間的正常聯系。

  “他說,你要是有急事的話,給我發個照片,我就給你回電話。否則,盡量不要聯系我。”高守良的大女兒坦言。

  這只是第一步。爲了應對調查,高守良絞盡了腦汁。他先後與16名涉案人員單獨見面,把受賄編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資的謊言,還和涉案人員模擬調查現場,反複演練。

  然而,一切都是徒勞。在確鑿的證據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,高守良的腐敗路徑一點點地清晰起來。

  “手莫伸,伸手必被捉。無論你手段多麽高超,無論你做得多麽隱蔽,小伎倆都是不能跟強大的組織對抗的。”高守良表示。

  “四個意識”個個皆無,“六項紀律”項項違反。不該做的事,他處心積慮、費盡心機;應該做的事,卻敷衍了事、毫無作爲。“高守良當了多年的領導幹部,尤其作爲黨委書記,連‘四個意識’都說不上來,想了半天才編出一個‘自律意識’。”北京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說。

  “我的罪行給黨、給市供銷合作總社抹了黑,帶來了損失。同時,也給家庭帶來了巨大的傷害。我是組織、家庭的罪人,這種罪,今生是贖不完的!”即將面對法律懲處的高守良如今頓悟,卻爲時已晚。

  (記者 郭雲峰 通訊員 鄧炜晴)

  ⦾點評

  翻開高守良的工作簡曆,32歲就走上副局級崗位,本可以大有作爲,爲何卻走向違法犯罪的深淵?剖析這一典型案例,就是要警示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從中汲取教訓、引以爲戒。

  扭曲的價值觀是重要誘因。高守良坦言,他知道沒有黨組織的培養,就沒有他的工作成就和幸福生活,但內心深處卻認爲,共産黨人不是“苦行僧”,不可能做到大公無私,不可能脫離低級趣味。所以,他雖然常常在口頭上講黨性、講覺悟、講奉獻,但一遇到具體事情,特別是在“房子、位子、票子”問題上,就盲目攀比,心理失衡,事事想回報,就想在與他人的合作中拿些好處、占點便宜。理想信念喪失了、黨性覺悟沒有了,政治上變質、經濟上貪婪、道德上墮落、生活上腐化也就不足爲奇了。

  錯位的權力觀令他瘋狂。高守良在擔任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一把手期間,大多數人對他的評價是專橫跋扈、盛氣淩人,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對權力的錯誤認知。因爲手握重權,他飄飄然了,認爲“一把手就應該有點霸氣”“辱罵幹部是對幹部的疼愛”,所以他工作方法簡單粗暴,搞“一言堂”“家長制”,甚至視黨的紀律爲兒戲,認爲黨的紀律只是寫在紙上的要求,內心缺乏敬畏,自由主義泛濫,等等。加之他認爲自己已經在局級崗位工作了25年,事業已到了“天花板”,最終越走越偏,嚴重偏離正軌。

  高守良走到今天,除其自身原因之外,制度的不健全、監管體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。北京市供銷合作總社因其集體所有制的特殊經濟性質,導致在經營決策、財務管理、部門設置、幹部任免等方面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帶,間接給高守良爲所欲爲提供了便利條件,他甚至多次拒絕有關部門開展審計的要求,並指使相關人員謄抄、修改黨委常委會記錄,臨時編寫黨委常委會“三重一大”事項工作紀要,以應付市委巡視組的巡視。

 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集體所有制合作經濟組織領導人員貪腐案,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。一方面,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領導人員要堅定理想信念,牢記黨的宗旨,自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的侵蝕,調整心態、擺正位置,清正廉潔、無私奉獻。另一方面,對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領導人員的監督也要重視起來,不僅要壓擔子、要成果,更要加強教育、管理、交流和監督,通過深化標本兼治,正本清源、淨化生態,切實形成不敢腐的持續震懾、紮牢不能腐的制度籠子、增強不想腐的思想自覺。

  (瑾閩 楊琦)

編輯:羅希特